作者:王举
一个地方的饮食往往会沾带着当地人的一些性格。
广东人对食材的定义甚为宽泛,曾有人这样总结说——“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不吃,四条腿的除了桌椅不吃,其它的都可以吃!”此言略显夸张,但足以看出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而那个头娇小、皮薄肉鲜的小笼包在江南地区广受欢迎,似乎也与江浙人那特有的温婉性格有着若干联系。久储不坏、便于携带的新疆烤馕最适合放在牧马汉子的口袋里,倘若一群苏州美女扛着几个在街头大肆咀嚼,恐怕就少了雅致。西北人粗犷、江南人秀雅,岭南人精巧,看吧,就是这个理儿。
我常想念老家油酥火烧的味儿,那是母亲的爱。
山东人偏好面食。从百年羊汤飘香的鲁西南,到蛤贝鲜美的胶东半岛,馒头、面条、花卷这类面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齐鲁儿女。憨厚质朴的山东人心灵手巧,可以将面食做出诸多花样。
除了以上那些,还有芝麻锅饼、范镇火烧、武大郎炊饼、济南油旋儿、胶东花饽饽等很多很多。
火烧,也叫油酥火烧,是我老家莱芜方言中的叫法。有的地方叫“烧饼”,材料与做法没有太大区别。较之于蒸馒头,因为工艺较繁琐,油酥火烧的档次,要略高一些;又因为包了油盐花椒面儿,价格也要贵一些。困难时期,不是来了亲戚招待客人,一般人家是不会买的。
做火烧,老家称之为“打火烧”,也叫“烙火烧”或“烤火烧”。打火烧之前,需要先和面。
面,用的是自家田里种的小麦;水,是村东头那口铺着青石板的老井里甘冽的井水。二十年前的老家,还没有自来水,全村人吃水,都靠这口十几米深的水井,天然、纯净。
面和好后,放在盘里盖好,等发酵至两倍大时,揪下一个拳头大小的面团,用擀面杖擀成薄饼,抹上花生油、盐以及花椒面,然后包起来,再重新擀成碗口大小的面饼儿,这便是打火烧用的胚饼了。
胚饼做好后,再用“鏊子”烙、“烧桶”烤。“鏊子”就是一张中间略高、四周稍低的圆形铁锅;而“烧桶”,不过是用钢筋、铁丝焊接而成,可以随意抽拉的圆形烤炉。就是这两套粗老笨重的物件,打出了香喷喷的火烧。
做好的火烧胚饼,先放在事先抹了油的鏊子上烙成形,等面饼在滋滋的煎烤中飘出了油香味儿,再改烙另一面。如此几分钟过后,再把它放入烧桶里接受度的立体式加热。约摸两三分钟后,便成了冒着热气的金黄色的油酥火烧。
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离家有十五里地远,只能住校。母亲疼我,想让我吃得好一点,这样,我便有了享用招待客人用的油酥火烧的特权。每月月初,母亲都会给我打一纸箱油酥火烧作为伙食。
她负责和面、擀面、烙烤,我打下手,专门负责替她烧火。每当飘香的油酥火烧出炉时,我总迫不及待上手抓起一个咬一口,因为太烫,一番呲牙咧嘴之后,才能将它美美地咽下。见此情景,母亲总不忘提醒:“慢点吃,小心烫!”
那年冬天,天气奇冷,母亲像往常一样打好了一整箱火烧,就在她帮我将小箱子捆到自行车后座上时,我这才注意到,儿时记忆里母亲那温暖的双手,已变得粗糙、枯干、黑瘦,还布满了被寒风与冷水摧开的口子!
我心头一震,第一次体悟到了父母生活的艰辛不易。
大学毕业后,到济南工作,回老家的机会就少了,老家的土坯房、村东头的老水井,还有那熟悉的油酥火烧味儿,都在记忆中逐渐淡去。
如今,母亲用来打火烧的炉子,早已不知去向,留下的只有那污斑累累的灶房。黄泥糊成的墙皮也大都脱落,一块儿大,一块儿小,如同记忆的碎片,散落在了犄角旮旯里。
我曾向母亲提议,再买一套炉子,重新找回油酥火烧的味道,妻子却坚决反对,担心母亲年迈劳累,当时,母亲在一旁只是笑笑,却未作回答。
去年,母亲来济南过年,一进家门,就急忙打开那个从老家带来的纸箱子,催着我说:“快,趁热吃一个吧,临来时给你打好的,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低头一看,那是一箱散发着浓浓香气的油酥火烧。一个小小的油酥火烧,不精巧,不值钱,却承载着我儿时那段岁月,更承载着母亲对儿子的永久疼爱。
时代在变,我们无法牵住鼻子让它止步,只能默默地感受飞速发展带来的时空错乱、精神和情感迷失。我们在“现代”与“乡土”之间挣扎,一个“我”拼命向前,一个“我”却缓缓地回头张望。留在内心深处的,是一种被无情撕裂的感觉,让我们的灵魂无所归依。不等回过神来,这完全相反的一对,猛然间便将你悬在了半空中。
随着时光流转,年龄增长,我慢慢体味到生活的不适与不安,抖落抖落浑身的名牌衣服和手包,竟是满地的俗气。即便有时候感觉潇洒与舒适,仍然想念老家油酥火烧的味儿,那是母亲浓浓的爱的味道。
编辑:朱明宇
审核:汪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