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光村核酸检测点。受访者供图
3月21日，深圳在摸索中重回正常轨道。铺满灰尘和落叶的汽车重新驶入马路，拥抱早高峰的拥堵。路边有人一手拎电脑主机一手牵娃，把从公司搬过来的家当再搬回去。地铁比往日更拥挤，深圳北站依然有人挤不上车。
3月20日晚，“叮咚鸡”（广东话谐音，指“等通知”）就刷爆深圳人的朋友圈，人们急切地等待着第二天上班。3月21日，有微博网友晒出早高峰地铁内的图片，配文“下一站，翻身”。
3月13日晚深圳发布通告，14日-20日将进行3轮全员核酸检测，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全市公交地铁停运。这座习惯了高速运转的城市耐着性子，探索如何平衡疫情防控和经济民生。3月20日，深圳基本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在这7天，12平方米的早餐店是城市生活换挡中的一个微小参照物。3月14日晚，松坪山社区一家早餐店的老板赖林远得知，自己居住的茶光村将被封控，只进不出。15日凌晨2点，他刷到深圳卫健委的推送，写下一串几乎没有标点的留言：“我经营的早餐店自3月1日开始后，真的没有赚到一分钱”，他眼睛红了。
在此之前，他从未和任何人如此直白地吐露过心声。一觉醒来，伴随着1万多人点赞，这条留言在社交媒体迅速传播。3月20日晚，得知松坪山社区的商铺重新开业后，赖林远睡了这7天以来最安稳的一觉。
3月21日，赖林远重新回到早餐店。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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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早上，赖林远8点半到店里搞卫生，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拂去工作台上的尘土，把30多个蒸笼洗了两三遍。上午有老顾客来买包子，看他还在忙，远远地给他比大拇指。中午吃饭的空档，他坐在门口的凳子上，想到了好久没见的儿子，但脑子很快被忙碌填满。他打算等生意好了，就把儿子接过来。
“我知道20号过后（对）深圳是一个新的转折”，回忆起20日晚上看到消息的那一刻，他声音里带着笑意，“重新开店，比现在跑外卖风吹日晒好很多，就图个安稳。”
往日里，当早餐店迎着晨光打开卷帘门，最先出现的是拎着篮子、推着小车去买菜的老年人，他们一般选择简单的肉馅或菜馅包子。早上7点半，家长们拉着活蹦乱跳的小学生来买包子，最受欢迎的是猪仔流沙包，孩子们不吹热气就往嘴里送。下午五六点，常来的中学生放学回家，赖林远让他们帮着在手机游戏里“上分”。晚上，当上班族们买完第二天的早餐，赖林远就可以收摊了。
科兴科技园园区距离赖林远的早餐店约1公里，里面汇聚了超过家高科技企业，被称为“中国第一加班楼”，通常到凌晨依然灯火通明。2月25日下午，园区疑似出现了核酸混检的阳性病例，数万人集体下班。有人走的时候抱着电脑主机和显示器，有人开了电脑远程控制，一路工作到家。
一名白领和同事暂时被留在楼内，无聊时玩起狼人杀，还有人在会议室里K歌。大家举起手机拍照、跟家人视频聊天介绍公司里的同事。当午夜0点接到通知可以离开时，许多人电脑没关就跑了。返岗第一天，迎接他们的是凌乱的办公室。
但这并不影响心情。这名白领为了在上班前做完核酸检测，早早起床，下楼时发现队伍已绕着院子排了好几圈。虽然上班路上很多花已经枯萎，落了一地，她仍然感到了春天的气息，“就连地铁上被挤到，心情也和原来不一样。”
“这时候最大的一个词就是理解”，她觉得作为一个人口平均年龄34岁的城市，深圳的包容和接受度很高，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情况，大家能抗住压力、努力过好生活，“都有种使命感”。
封控后，一些住得离检测点近的居民，从楼上观察情况，然后在居民群里吆喝：“现在太阳小、人不多，做核酸的可以来！”这些人笑称自己为“居家志愿者”。
赖林远所住的茶光村是有名的“深漂”聚集地，常住人口近5万，95%是外来人口。这里楼间距密，管道和电线在空中交错纵横，楼号标到多。年，这里除了已有的茶光1和茶光2公交站以外，增加了第3个公交站。
凌晨2点，每当赖林远骑着电动车去店里准备食材，总能看到刚下班、骑着共享单车一脸倦容的白领，刚下出租车就吐一地的醉酒青年，以及拉着三轮车运菜的中年妇女。
32岁的刘小诗年来到深圳，年初搬进茶光村。为了离公司更近，她和“握手楼”握了手。她的老家在湖南邵阳，大学毕业两年后，她厌倦了没有挑战的工作，只身来到深圳。她喜欢这里的气候，全年温暖、湿润，工作机会也像天气一样友好，“只要努力肯定饿不死人”。
她习惯了每天早上8点半挤上19路公交车，在经过科技园时尤其要耐住性子，看着从地铁口源源不断溢出的人流涌上公交，再等待前面长长的公交队伍依次驶出站台。
“深圳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她感慨这里效率至上。在老家，一些政务电话很难打通，经常要到现场跑好几趟。在深圳，一个办事大厅有多个电话号码，从电话里就能提前咨询到手续流程。
年以来，刘小诗开始适应疫情下的生活。每天上公交车要给司机查验24小时绿码，她习惯提前十几分钟出门。最近，身为会计的她下班开始随身带着网银盾、财务资料，准备随时居家办公，还提前在家备好了必需物资。
茶光村被列为封控区后，她发现人们的作息变了。原来她晚上6点多下班回家，对面很多人家都黑着灯，直到凌晨一两点才亮起。封控后，灯亮得早了，灭得也早。一到饭点，飘进来的饭菜香气更浓。
“真没想到茶光村能这么安静”。在科兴科技园工作的周雅去年刚搬进茶光村，晚上下班回家时，楼下的大排档门口总是坐满食客，一辆辆电动车、三轮车和自行车陆续回巢。她年毕业后来到这里，深圳见证着她从学生到“打工人”的身份转变。
3月21日，周雅返岗第一天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开会，包括此前没开完的会议和对接新工作的会议。出于防止人员聚集的考量，他们在各自的工位上用软件隔空讨论。
周雅和老公约定好，以后一定要找机会去旅游，随便哪里都可以。疫情以来她除了回家从没离开过深圳，“这么长时间了，应该试着回归正常了”。
3月16日下楼做核酸检测的时候，她看到一只两个月大的小橘猫，不怕人，在太阳底下四处溜达。因为茶光村里的饭店关门了，周雅担心这只流浪猫饿着，每天带些猫粮喂它。她相信，人和猫都能找到新出路。
周雅楼下的流浪猫。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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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月底开始，当赖林远发现卖不完的包子越来越多，他才意识到这轮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
他每天店铺租金和包子制作成本元、住的地方房租60元、吃饭30元，今年3月以来，一天七八百元的收入勉强能维持生计。
3月5日，交完店租和给供应商的欠款，赖林远的银行卡里还剩多元，身上背着3万元的债务。他一度想过转租店面，离开深圳。“不能在这里被店吊死”，他打印了出租信息贴在门口，但无人问津。
14日晚上，他反复翻看着儿子的照片，却怎么也想不出办法。在深圳卫健委的文章底下留言前，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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