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杭州是浙江的省会，而“豫”则是河南的简称，且河南的省会是郑州，这些都是基本的地理常识。然而每每与旁人聊起杭州这座城市时，总有人将杭州称之为“豫杭”，让人听着有些不明所以，如果再接着问个原因，又有人会说杭州是河南的第二省会。
浙江和河南不接壤，前者属华东，后者属华中，两省之间隔着一个偌大的安徽，而且从杭州到郑州得有多公里。想着江苏南京被戏称为“徽京”，起码南京与安徽之间的地缘关系是比较“亲密”的，杭州和河南这看着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去的地缘关系，为何也会有这种戏称？
杭州和河南之间由来已久的地缘一、河南与杭州之间的历史交集1、靖康之乱前的杭州
传说大禹有一次南巡至会稽，所乘船只停泊在了今天的杭州一带，而“杭”字有“航行、方舟”等含义，杭州因此有了“禹杭”之名，“禹”和“余”发音相似，“禹杭”逐渐传成了“余杭”。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是“盐”在古越语中的发音与“余”相似，而杭州靠海，盛产海盐，由此而形成了“余杭”之名。暂且不管这两种说法的对错，起码可以说明杭州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
据《越绝书》所载，杭州早在春秋时期便有“余杭”之名。此地在当时颇为“热闹”，时而属越国，时而属吴国，时而又回到越国手上，后来越国被楚国所灭，属楚国。待到秦始皇灭亡楚国，此地又归属秦朝，秦始皇下令在今余杭区一带设立余杭县，在灵隐山一带设立钱塘县，两县均归会稽郡管辖。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视施行州县两级行政区划，借“余杭”之“杭”字，设杭州，由此有了杭州之名。
秦朝时期的钱塘县和余杭县言归正传，大家都知道华夏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北方人口大规模迁徙到南方的活动，比如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两晋相交之际的永嘉南渡和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等。正因这些迁徙活动的存在，原本开发程度较低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才能逐渐发展成为经济重地。举个例子来说，西汉时期“折槛”典故的主人公朱云有一个叫朱宾的八世孙在东汉末年出任“九卿”之一的光禄勋，后举举家迁到钱塘县避乱。
朱宾家族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了颇有名气的钱塘朱氏，成功跻身于士族之列，不仅光耀了门楣，还有效带动了钱塘县的发展。像这样的例子在当时不在少数，比如从莒县迁到余杭安家的东吴大将—凌操家族等。如此大环境之下，作为中原腹心的河南肯定有很多人南迁，虽然主要是就近迁往荆襄，但也有迁往杭州一带的，比如从颍川褚氏分支出来的钱塘褚氏，唐朝那个鼎鼎有名的褚遂良正是出自于这个家族。
两晋时期的人口迁徙2、靖康之乱后的杭州
为何会把靖康之乱作为杭州历史的一个分界点？因为靖康之乱，杭州才能成为南宋的行在（实质上的都城），而都城又是一个王朝的中心城市，是集天下之精华而打造的城市。公元年，女真人攻入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徽、钦二宗沦为女真人的俘虏，北宋宣告灭亡。随后，宋徽宗之子康王赵构在群臣的拥护下，于南京（今河南商丘）登基，建立南宋。因南宋初建，根基不稳，被女真人撵得一路南逃。
公元年，暂居于绍兴的赵构以“漕运未继”为由，带着大部队移居临安（今杭州），虽说赵构后来有过定都建康（今南京）的想法，也尝试着到建康去待过一段时间，可建康离前线实在太近，赵构呆在建康没有安全感，结果在公元年回到了临安，此后就再也没有挪窝了，临安因此成为了南宋事实上的都城。
南宋初期人口迁徙图随着前线形势的好转，赵构在临安过上了期盼已久的安生日子，那些久经战乱的公卿大臣和平民百姓纷纷向着赵构靠拢，再加上当时临安与河南之间有大运河相连，故而河南人此番迁徙到临安的人口比永嘉南渡等时期要多得多。史载杭州在北宋中后期的人口仅30来万，可在南宋中期成为了人口过百万的特大城市，这百万人口中有不少人的老家是在河南。
从五代到北宋，汴京长期被作为中原王朝的都城，其地的发展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各方面的人才也远多于其他地区，比如朱敦儒、史达祖、陈与义、刘宗古、韩元吉、向沈和赵藩等文学家，朱胜非、许翰、富直柔和耿南仲等名臣。现在这些人一溜地跑到了临安，等于说给临安装上了一个巨大的引擎，助推临安高速大发展，使临安在南宋时期有了“天上天堂，地上苏杭”的美誉。
隋炀帝将大运河修到了杭州二、河南与杭州之间的文化交集1、饮食文化
终南宋一朝，临安虽说在实质上具备都城的功能，可在法理上始终都是“行在”。此举不光是提振军心、民心，向外界宣示朝廷有收复中原的决心，还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南宋和北宋之间的一脉相承，即正统性。在这种气氛的烘托下，临安城中的各阶层不免对汴京充满了怀念之情，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对汴京文化的精神需求。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都会有一定的区别，一个外地人要想短时间内适应本地的饮食习惯，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如果是底层百姓，温饱都成问题，自然没那么多挑肥拣瘦，有的吃就行，可临安城中有大量的公卿大臣和大小地主，他们完全有能力来继续保持原本的饮食习惯，无非就是找几个会做汴京口味的厨子。
南宋时期的临安城需求决定市场，那些开酒馆、饭馆的小老板见此情形，自然不会错失商机，纷纷打出汴京风味的招牌。另外，为数众多的汴京老字号也循着赵构的步伐迁入了临安，比如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杂菜羹李婆婆、血肚羹宋小巴和南瓦子张家团子等。就连居于深宫的赵构也未能免俗，动不动派人到宫外采购汴京风味的美食。
如此一来，上有所好，下必趋焉。有皇帝的带头作用，城中的那些搞餐饮的店铺还不得拼了命地搞汴京美食，且不说盈利多寡的事情，万一自家的美食被宫中贵人看重了，岂不是可以自豪一辈子的事情了？当汴京美食成为临安城中的主流后，又开始融合南方饮食的部分特点，形成了一种珠联璧合的效果，比如杭州小笼包等。
杭州美食2、方言文化
古代语言有官话和方言之分，就像今天的普通话和方言，北宋时期的官话主要是开封话和洛阳话，随着赵构等人进驻临安，北宋的官话在临安城中不可避免地对临安原住民吴语方言产生影响。赵构等人到临安之前，临安的方言与吴语湖州片的余杭话相似。赵构等人到临安之后，临安的方言就带上了“官腔”，这直接导致临安话和周边地区的方言开始出现明显差异。
满清鼎定天下后，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立旗营，杭州便是其中之一。据相关史料所载，旗营在杭州城内的占地面积相当大，以东边的中山中路、西边的湖滨路、北边的庆春路和南边的开元路为轮廓，一般情况下，旗营业的人数都维持在万人以上。另外，满清享国两百多年，比南宋还多出一百多年。
清朝时期杭州城中旗营的范围这些满人的方言由此对杭州话产生了第二次重大冲击，促使杭州话与周边方言的差异化愈发明显，比如吴语中的“侬”，虽说吴语片区内的小片方言有些差异，可在此字的发音上还是大同小异的，这里面杭州却是一个特例，“侬”在杭州话中直接变成了“你”，和北方话基本无异。
此外，吴语中的“勿要”，杭州话是“不要”，吴语中的“小人”，杭州话是“小伢儿”，这些都是很明细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杭州话中的“儿”音特别多，比如鸟儿、花儿、筷儿和梨儿等等，这主要是因为杭州人在学习北方话的儿化音期间，舌头不习惯像北方人那样打卷，就搞出了这种比较特别的语言习惯。
杭州方言分布结语综上所述，杭州虽然在地理上和河南不接壤，可在历史发展的的大环境下，迁入了不少河南人，尤其是南宋那一百多年的影响，最为显著。任何一个外来人口比较多的城市，其本土文化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最后融合成有别于原本文化的一种新文化。换而言之，受汴京文化影响较大的杭州，在文化上与周边地区有些差异，所以让杭州有了“豫杭”之戏称。
另外，随着杭州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对南宋文化的发掘力度越来越大，秉着共赢的态度，常与河南开封联合打造两宋文化旅游产品。“豫杭”也没什么不好，如果杭州哪天再来个“齐杭”、“荆杭”等等，杭州必将更加辉煌。
参考文献：
《史记》
《宋史》
《越绝书》
《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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