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刚柳整理
汪静之符竹因一共有九个孙辈。我们都曾有幸跟他们一起或长或短地生活在一起。今年是爷爷汪静之的年诞辰，我们一起通过口述和记述来纪念他和奶奶。
在北京拍摄的全家福 年
年，汪静之离开上海复旦大学，搬到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后于年转为中国作家协会专职作家。在北京期间住在东城的干面胡同，直至年与夫人符竹因搬回杭州。
玫玫：
年
这一年我出生在北京这个古老的围有厚厚城墙和几座雄伟城门的城市。城中有我的爸爸妈妈姐姐，公公姥姥和三阿姨小阿姨。那时三阿姨正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就读，小阿姨应该是在中央美院附中，公公则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
三阿姨进产房看到新生的我，医院走廊里对爸爸说：“像你”。
我出生的第二年，三阿姨美院毕业分配到上海美影厂，她也就此离开了公公姥姥在北京干面胡同的家。
年
这年我上小学。我自己对公公姥姥家的记忆就从这会儿说起吧。
自小，每逢周末，妈妈爸爸都会带我们去姥姥家。常常是我们推着妹妹的儿童车一路走去，每次都是要在那儿吃过晚饭，才回到只隔一条胡同的遂安伯胡同的我家。姥姥做的红烧肉和烧的绿菜豆腐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菜肴。
这个时候我上学了，放学后常常就一转弯儿，走到姥姥家去点个卯。
姥姥家的院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宿舍，坐落在干面胡同中间路北。西邻不知是个大杂院儿还是什么宿舍，东邻是个外国人的居所，或教堂机构。姥姥家院子中只有三户人家，对门儿便家有四个姑娘，最小的叫卞小琴，跟我姐姐雁雁一样大，和我们上同一所小学。
院中南墙东墙以及后院儿的南墙下，都沿墙根儿种着花草。记得都是那种我叫“夜来香”的，因为每逢夏天到夜间大圆叶子的“夜来香”就会开出洁白的近半尺长的一朵朵一簇簇的花儿，在漫长幽静的京城夏夜中散发出无尽幽香(小阿姨后来纠正我们说那是玉簪花)。姥姥家夏天夜晚的另一个记忆，当然就是纱窗外爬上爬下的、让我怕怕的小壁虎们。
后院儿没住户，只有花草、土地和一个小山坡，小山坡儿上有一棵巨大的枣树。每年秋天，我们就会在大枣树下捡到无数红红大大甜甜的枣儿吃，这是我一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枣儿。
姥姥家是西房，右手北墙开门，两室一套。一进门，是小阿姨周末回家时的睡房，她那时多数应该是在中央美院住校，有时星期天我还会去美院找她玩儿。这间房也兼起居室、餐厅。入内进二道门，便是公公姥姥的卧室兼书房，房内除了窗门，四围靠墙好像都是高高摞满的书架或作书架用的木箱。最高一层之上，在天花板下面，总是摆着一排大罐子，里面满装着姥姥自制的各种果脯。每次放学后到姥姥家点卯时，姥姥一定会给我吃那些好吃的果脯，当然同时还要品尝公公自制的好吃的甜酒酿。
对面卞家楼下地下室，有较大的空间，内设几家公用的厨房和厕所。记得姥姥下到地下室，总是(也教我们)用折好的纸夹着公用的灯绳开灯关灯，厨房和厕所的灯绳是用两张不同的折纸。姥姥是我讲卫生的第一老师。姥姥讲话永远是那么轻声轻语温柔和善，带着那个浓浓而亲切的临平乡音。
到姥姥家玩儿是我童年最爱干的事儿，除了姥姥总给我好吃的东西，还有听公公唱读书，他总是坐在窗下他书桌旁的藤椅中，手捧一书唱读。无论我们怎样在旁走动讲话，他都全然无觉。他唱读的声音总是让我感觉安宁，至今还会在耳边回响。在那儿还有我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一本本反复阅读妈妈小时侯的有插图的童话故事书们。后来妈妈告诉我，那套丛书是她年少时写英文作文得到的商务印书馆赠予的奖品。
记得我在姥姥家读书或作功课时，一岁左右的小荣表弟就在我旁边的深红漆方饭桌下的地板上玩儿。没大人在旁边时，姥姥就用同样深红漆的方凳子们挡在桌子周围，使关在桌下的小荣表弟不会爬到危险的地方去。记忆中，小荣是个非常安静的小孩子。
公公有时会带我出门买东西，多是药品、杂志、糖果一类的。他总是一出院门就会立刻拉着我的手，在胡同里走，直到我们进了商店的门才会放开。常去的有干面胡同西南口上把角儿的副食店。记得他总会令我惊讶，就是他买水果从来不挑选，不上下左右检查果子上是否会有虫子洞，就只是从大木盒子里拿起一个算一个，直接放进售货员的铁秤盘里。要知道那个年代，种植一定是少用农药，因此水果有虫洞是常事儿，所以矮矮的七、八岁的我，在公公的手臂下，眼睁睁地看着他把下面有虫洞的果果放进秤盘，请售货员秤份量收钱……至今未忘当时我那份儿焦虑心态。
年
记得好像是冬天，公公姥姥和小荣表弟搬离北京去了杭州，我再也不能去干面胡同的姥姥家了，姥姥家的一切，那夏夜的“夜来香”，纱窗上的小壁虎，甜甜的大枣儿，好吃的饭菜果脯甜酒酿，安静乖乖的小荣表弟，亲爱的公公和姥姥，都一起远远地离开了我……小阿姨也已毕业分配去了太原。我美好的童年结束了。
小荣：
在所有的孙辈之中，我是公认的最接近也是最亲近爷爷奶奶的，因为我在11个月大时，小我一岁的弟弟云闪即将出生，父母和爷爷奶奶商量后，由父亲将我从广州送到住在北京干面胡同的爷爷奶奶家。
之后爷爷奶奶一直为我充当父母之职，直到年我10岁时回到广州。
我父亲于年得以离开湖南醴陵，回到广州被分配到部队工作，安顿好后，便将我和弟弟从杭州的爷爷奶奶家接回，自此，我们三姐弟和父母才第一次全家住在一起。
我在北京住到三岁半，大约年秋冬或是年初，爷爷退休，带着我和奶奶搬到杭州。
北京的记忆只有一件事，便是有一天奶奶晚上没有回家，幼小的我极端焦虑，满院子找，还到地下室去找，却哪里都没有找到奶奶。搬家去杭州时，途经上海，住在三姑姑家，第一次见识这么大的房子，有木地板，房中有一架很大的钢琴。
雁雁：
公公和姥姥，是我对外公和外婆的称呼，叫了一辈子，很顺口，很亲切。别人会觉得不对了，有点儿南辕北辙了啊！为什么不是“姥爷姥姥”？因为他们是南方人啊。为什么不是“外公外婆”？因为我是北京人啊，因为同学都叫姥姥啊。我小任性，姥姥随和便依了我，而公公坚持也就由了他。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家人，随性。
跟北京有关的，我主要讲一些姥姥的事情和回忆，不过真的很少，我还启发我妈妈讲一点姥姥的故事，结果她想了半天，也说姥姥的故事特别少。
姥姥就是这样一个人，说话特别少，特别闷，但是她的头脑特别好，而且性格也特别善良，是一个特别慈善、温暖、可爱的人，感觉跟她之间没有距离感。姥姥特别朴素，从照片上看，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就非常朴素。还有就是她特别干净，不仅是穿戴干净，她的思想她的行为，都是特别干净的，朴实而干净。在我的回忆里，姥姥从来没有轰轰烈烈地做事，没有吵闹过，也从没有严厉地惩治我们。其实姥姥很聪明，很多事是她拿主意的，但是她并不张扬。
我小时候对姥姥的记忆非常清晰，很多记忆是画面的。我小时后上爸妈的机关托儿所，在北京和平里，地坛公园对面。年，因为爸妈义务劳动，参加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十三陵水库的修建，我在托儿所全托，周末也不能回家，姥姥就去托儿所看我。
脑海中的画面是我在托儿所的很高的铁栅栏里面，手抓着栏杆，姥姥站在栏杆外跟我说话，她走的时候我就一直看着她走远。现在我的脑海里还很清晰地看见她走到街的拐角处，回过身跟我再见。这个画面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时候我家住在遂安伯胡同，离公公姥姥家相隔半条胡同，记得当时姥姥家的干面胡同划在史家胡同小学区，那是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最好的小学。为了让我能进史家小学，姥姥让我住在她家，可是到我入学时，学区重新划分，干面胡同被划进了遂安伯小学，我并未能如愿上史家小学。
不知为何，我上了小学之后，仍然住在姥姥家。姥姥家不大，一个房间，用木板隔开成两间，里间是一个大床，一张桌子和两个柜子，就没地方了。外间有一张书桌在窗口。我上小学一年级，学汉语拼音，要写aoeiuü，aoe全是圆的，可是我怎么都画不圆，气得我直哭。我记得特别清楚，用田字格，a写一行o写一行，e也写一行，姥姥就特别有耐心地教我，她坐在我旁边，帮助我，仅是a就写一大张纸，o和e也是各写一大张纸，终于写圆了，再写到本子上。
姥姥家窗下，种了一排玉簪花，虽然我小时候记得它是叫夜来香。每到夏天傍晚，白色的花开放香气四溢。另外，也是夏天傍晚，书桌边窗子的纱窗上会爬上来小壁虎，灰色的背，白色的肚皮和小爪子，极其可爱。
汪静之于年携夫人符竹因及孙子小荣离开北京，回杭州隐居，住在杭州望江门外的望江新村。
年，汪静之的长女、儿子和二女儿，相继离开各自的城市，他们的子女便一一被送到杭州，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看。
八十年代初，汪静之符竹因搬去浙江大学附近的曙光新村。孙辈们因为工作和生活定居在各地乃至移居国外。偶尔回到杭州，对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和跟他们的小住，尤其亲切难忘。
雁雁：
年，小阿姨大学毕业了，两个月后，公公和姥姥悄悄地回杭州隐居了。毕竟西湖与他的诗歌和他们的爱情紧密相连，他们爱恋西湖，他们会见容于西湖的。
杭州望江门外市民杂居的居民区里，居住着白发苍苍的老诗人，没人认得他是谁，也没人想追究他是谁，他们被世间遗忘了，奇迹般地成为未受任何冲击的“五四”老人。
年，住在杭州姥姥家的时候，我上八一中学。因为我从北京来，学校还让我当广播员，参加宣传队。一次老师家访离开时跟我说：“你家怎么有那么多书啊？”也许老师只是感慨，毕竟那个年代难得能看到那么多书了，尤其是那些老书。
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召开，浙江省文联工作人员找到望江门，街道云：不知道汪静之是作家，他不声不响，只是每天来看报，从不说话。
年3月19日，姥姥因病逝世。公公曾对妈妈说：“你们的母亲是死于贫困......”
抗日战争时期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都很艰苦。回杭州后，津贴更少，生活更拮据。他们非常节俭，衣服用具破旧不堪，破了又补补了又破。家里灯泡只有8瓦。抽屉里总有许多一面空白的废纸，包括牙膏盒、药盒、包装纸，都用来写草稿、写备忘。每支铅笔用到握不住为止。公公还常常会为排长队买到划算的食物而高兴。但不管多难，他们总会在需要时力所能及地帮助邻里和街坊，好像是一种本能。
我们家孙辈九个孩子，小时候都在姥姥家住过。上世纪六十年代，七个孩子曾经同时住在杭州望江新村的姥姥家，约有半年，最小的七岁最大的十四岁。公公姥姥接纳我们，保护我们，给予了我们家的欢快和温暖，而孩子们的天真和可爱，聪明和顽皮，也带给了他们无尽的欢乐。
我们那时完全不知道公公姥姥其实是那么苦那么难，他们也从来没有让我们感受到过任何的窘迫和不堪。我还记得那段时间的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
公公特别爱吃酒酿，他会自己做。酒酿发到刚好时很甜，小孩子都能尝一口，醇醇的香甜，特好吃，那个味道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都不会消失。慢慢地酒酿的味道凶起来，小孩子就没份儿了。公公就喜欢凶的，越凶越好。长大以后知道，姥姥不许公公喝酒，他就自己做酒酿来过把瘾。那时跟公公出去，他会在路边小店买一小罐甜酒酿给我当零食，我很享受，他自己不吃。
在姥姥家，每天一次饭后发糖，每人一粒黄豆大小的，是那时的“奢侈”了。做错事要“罚糖”，表现好有奖励，罚糖的机会更多些，被罚的都会很难过，奖励难得，也会很得意。
记得一次是什么地方闹水灾了，公公提议一个月不发糖，把糖钱捐给灾区，我们都赞同。晚饭后是全家一起聊天的时候，七嘴八舌，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特别热闹。有趣的是，最后要有一个总结，今天都说了些什么，从哪儿说起的，怎么就说的这儿了……最小的表弟小荣记性特好，会把当日话题的来龙去脉都讲出来，让大家吃惊。小荣出生十一个月就到姥姥家了，是跟着公公姥姥长大的。
最快乐的当然是跟着公公游西湖，孤山、白堤、苏堤、三潭印月、玉泉、龙井、灵隐寺、宝石山、雷峰……
一次去灵峰看梅花，公公说，从前梅树稀少，树上的花也稀少，要到幽深的地方去找才能看到，所以叫“灵峰探梅”，现在满山满坡都种了梅树，开满了花，根本不用探了。
他还带我们去看每年一次的钱塘江大潮，公公说他年轻的时候年年都要去，他见过的钱塘潮，潮头有两丈高，像一堵长长的高高的墙横着移动，隆隆轰鸣，震天撼地。后来看到的钱塘潮，都没能有过公公讲述的那般景象了。
记忆中，公公在家里大部分时间是坐在书桌前的藤椅里，手里拿着一本书，微微地摇动着身躯，用古音轻声哼唱着似歌的韵律，这种时候是不能打扰的。那时我就想，诗是歌，是要吟唱的。我有幸见识过“吟诗”这种已经消失了的文化，也感受过那种吟唱带来的恬淡和宁静，十分美好。
回想起来，各种艰难中公公和姥姥都保持了他们秉性里的清正与优雅，挺伟大的。
小荣：
我从三岁开始有记忆起，直至十岁，因为年纪小，又总是自己一个人，从不出去跟别人玩，我的童年记忆都是有关我自己的，主要就是跟爷爷的很多书打交道。
那些书我一本一本地找出来看，通常看得莫名其妙，看完插回去。爷爷的特历殊经，藏书广泛，他收藏的一些早年出版的童话、神话——包括但丁的《神曲》，俄罗斯神话故事，等等，给我的印象都很深。
有一套讲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的《星火燎原》，十几册，每本大概一寸厚，也令我印象深刻，我在十岁前已经全部将它看完了。
在杭州望江门的爷爷奶奶家中，我的记忆主要集中于在许多沿墙的书架上找书看。爷爷的书里都写满了笔记，重要的和喜欢的都被他用红笔圈起来或是下面画了线，还写上文字。
每一周或每隔十天爷爷会带我去西湖游玩。他逛西湖有大圈和小圈之说，小圈是从湖滨开始走白堤和苏堤，大圈是西湖外围杨公堤。他会准确计数，告诉我这一圈是多少里。每隔一个确定时间间隔，会带我去知味观吃一次小笼包子，爷爷是很爱吃肉的。夏天时，他会带我去官巷口的某一个冷饮店吃一次冰淇淋。这些初时只有我和爷爷两人。
玫玫：
年5月前后，妈妈教我们打好行李，送我们姐妹仨乘火车到杭州公公姥姥家暂住并上学，因为爸妈要去河南农村。
阳光温暖的杭州，美丽妩媚的西湖，是公公姥姥最爱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安全庇护所，更有可爱的表弟妹们，也都因类似之缘由，同住公公姥姥家中。我们一行七个兄弟姐妹，欢天喜地同聚一堂。遗憾小闪太小不能来，卫星当时还未出世。雁雁最大上八一中学，小荣还小，中间的我们，玫玫、畅畅、蔚蔚、小柳、小红，都上望江门小学。记得在姥姥家中，我们还自己办报，印报(用复写纸)，自写文章自画插图。
我们姐妹仨，住公公姥姥的至友曹珮声来访时住的睡房，两张棕梆床、一张竹床沿墙排开，靠窗摆着做作业写信的桌椅。窗外左右是两座居民楼，中间是它们的院子，院子后面是通向买菜小街的小路。记得一日，我正站在窗口眺望，突然见到表弟畅畅在两楼之间的小路上，从右向左，即从小街方向，向回家方向飞奔而过，紧跟身后同样飞奔的，是一条大狗！时值夏天，畅畅穿着短裤，狗的嘴巴就快碰到他飞扬在身后的双脚！我好替畅畅捏一把汗……我从来没看到过他跑得这么快。
姥姥每天早晨五六点就起身，在朦胧的黎明中到楼后小街上买菜，她每天要给全家九口人作饭。雁雁和我负责洗自己的和小红妹妹的衣服。公公每天晚饭后给大家发糖，每人都得到一样的。但是如果哪一位那天不乖犯错，就会被公公罚糖，即得不到任何糖。
小柳婊妹在楼外跑来跑去(是公公给小孩子们规定的每日户外锻炼)，一不小心跳到楼旁路上，差点儿碰到橡胶厂的卡车，被罚了糖。还有一次，十二岁的我不听话跟姥姥顶了大嘴，也是同样下场被罚糖。后来想起那时惹姥姥生气伤心总感到愧疚。记得有一次某地发洪水，公公姥姥及大家一致同意，停止发糖两星期，省下钱支援灾区。记得那两个星期过得特慢。
自小我迷跳舞，公公差不多每周带我去杭州歌舞团，跟功顺阿姨学练舞蹈基本功。记得是走进望江门，在城内走很远才到。记得路上有时公公谈起安徽绩溪的老家，他总是会说等将来家乡通了火车，我带你回去看看。此外，公公还常常谈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益处。
年冬天，爸爸妈妈在河南为我们打好了前站，十一月，妈妈来杭州接我们三姐妹，辗转上海南京武汉，先坐长江渡轮西进，然后转火车北上，去到河南明港与爸爸妈妈团聚。记得是好不愿意地离开了表弟表妹们，还有很要好的同学汪雅仙和陈丽亚。我们再次远离了亲爱的公公姥姥。
小红：
我管外公叫公公。很奇怪，我家的叫法是不合常规的，外婆叫姥姥，随着北方人的叫法，而外公却叫公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称呼。
公公姥姥家先是在北京，住在干面胡同，离我家住的遂安伯胡同很近，能走到。我那时年纪小，虽然对去公公姥姥家有点印象，但都是很模糊的。
真正认识公公姥姥，是我8岁时住在杭州的公公姥姥家那半年开始的。那是年5月前后，我记得很清楚，在路上庆祝的人群中遇见熟识的小朋友，我告诉她们我要搬去杭州住了。我们在公公姥姥家住到同年的11月，妈妈来接我们离开杭州去河南。
我小时候对公公的印象，从形象上看，他老是穿着一件汗背心，一个大大的裤衩，脚上是一双很厚底的木屐，在杭州望江新村的房子里走来走去，木屐便发出很响的“跺跺跺”的声音。公公经常摇头晃脑地吟诗，用一种腔调，既不是唱歌也不是朗读，就是哼着吟唱。每到周末，他会叫我们一起画画，他在旁边看着。每天晚饭后，公公给每个人发维他命，是几粒小药丸，外加两三颗糖果。如果谁做了错事，就会被罚糖，罚掉一两颗糖。
公公对所有的后辈家人都很关爱。虽然我觉得我那时并没有特别受到公公的宠爱，因为两个姐姐年长我好几年，都很成熟很优秀，公公姥姥与她们交流，就如同对成年人一般把她们当作可以说话可以询问的对象，而我年纪小，又极不爱说话，记忆中公公姥姥是不常跟我说话的，我通常只是作为群体的一员被照顾。
尽管如此，公公对我的关爱还是无时不在能感觉到的。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跟父母住在河南，每隔一段时间，公公就会给我寄一批小人书，在当时什么都没有很艰苦的情况下，公公极其关心我的文化学习和发展。
小柳：
我是年夏天到杭州爷爷奶奶家的，这个时候，我快满七岁要上小学了。6月初我妈妈带着我和小弟弟小闪坐火车到杭州。我父母跟爷爷奶奶商量的结果是，将我留在杭州上小学。因为爷爷奶奶在杭州隐居，生活艰难但却比较平稳。
爷爷奶奶家附近的望江门小学，每天上午上课，中午放学回家。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全世界的小学都是这样的，这个杭州郊区四季青公社的小学能相对正常上课，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每天下午都是自由、充足的时间让我看书、画画、跟弟弟和后来从北京上海来的表哥表姐妹们玩耍。我们一起出自己的报纸，一起排演《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让爷爷奶奶给我们当观众。还有一个观众是在爷爷奶奶家住过的曹奶奶——曹珮声先生。
尽管爷爷奶奶的生活非常艰苦，但是他们竭尽所能，让所有的孙儿女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学习，发挥自己的想象和创造力，健康地成长。最让我受益的是爷爷的书籍，他在几十个木箱里放置的古今中外的小说诗歌。我囫囵吞枣读尽了这些文学书籍，《艳阳天》《吕梁英雄传》《红楼梦》《林海雪原》《神曲》，以及莫泊桑、巴尔扎克、乔叟、安徒生等作家的作品……什么都看。最喜欢的是一大批儿童读物，包括了希腊神话、北欧神话和当代的欧洲儿童故事，也有中国古代故事，有着好看的线描插图，简直百读不厌，这些儿童读物是大姑姑小时参加全国儿童画比赛得到的奖品。
在爷爷奶奶家住到年春天，爸爸妈妈带着小弟弟再次来到杭州，将弟弟留在杭州，把我接回，跟着父亲在湖南醴陵住了几个月。后来父亲恢复工作，我们便一起回广州。一年后，爸爸去杭州接回两个弟弟，自此我们全家五人才第一次住在一起。
再次回到望江门的爷爷奶奶家，是到年准备高考那一年。我独自陪着爷爷奶奶住，在杭州第七中学上高三。因为要考英文专业，加上之前高中的课程我没有好好学，数理化基本不会，只好一边上学一边自学英语和数理化，当然还要学习高考的其他课程，真正是争分夺秒，变身学习狂魔。一年寒窗的结果是我考上上海外语学院英语专业，并通过所有考试获得高中毕业文凭。爷爷奶奶很欣慰于我的自强和努力，爷爷时常跟人说起我是如何勤奋自学的。唯一让他不满的是，我在报高考志愿时，鬼使神差临时更换了志愿，把爷爷属意的复旦改成了上外。我至今感觉愧对爷爷，让他失望了。
准备高考的一年中，我偶尔会去电影院看一个电影，作为学习中的放松和调剂。上世纪70年代末，电影院时常放一些中外老电影。我看完回家，会把电影的故事讲给爷爷奶奶听。他们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听到紧张处，他俩眼巴巴地看着我，纯真得像两个孩子。
去上海上学之前，有一个画面像油画一样，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两位历经沧桑世事的老人，伏在八仙桌上，那么淡然、安详，在轻声聊着什么琐事，暗暗的昏黄的灯光照在他们的头上。
畅畅：
我的母亲汪伊霓是汪静之和符竹因的二女儿，我是他们两个外孙中年长的那个。我和妹妹习惯称呼爷爷奶奶，而不是外公外婆，因为那时候既没爷爷也没奶奶，妈妈说就随舅舅家的表弟表妹叫爷爷奶奶吧。好像妈妈跟爷爷讨论过，获得爷爷同意，妈妈说这样叫亲近些。
我对爷爷奶奶的回忆，都集中在我和妹妹徐蔚一起住在杭州望江门新村的那段时间。
那时，我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的父母，要去在上海奉贤，我和蔚蔚被送去爷爷奶奶家。我在杭州时是上小学三年级，离开时我在上小学五年级。在那异常艰苦的特殊时代，有大约三年的时间，我们跟大阿姨和舅舅家的好几个表姐妹表弟们一起，挤在爷爷奶奶只有三个房间的公寓里。多数时候是四个孙辈，孙辈孩子最多的时候一共是七个，多到每一个房间都睡了几个小孩，多到我都回想不起来我那时被安排睡在哪儿！
爷爷奶奶对子女对后辈全心全意的关爱，令他们来者不拒地接纳了所有需要他们的孙辈，尽管他们的收入微薄，而子女们自顾不暇给他们的支援也很有限，他们却竭尽所能，让孩子们吃饱穿暖，教孩子们读书画画，让我们在身体上和精神智力上都健康发展。
每天爷爷都会叫我们读诗，记得我们朗读的诗里有很多是爷爷专门写给小孩的儿歌，朗读之外还要抄写。这对我们那个年纪是很好的学习。
不仅是书本意义上的读书，爷爷奶奶对我们孙辈的爱好，也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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